清晨，阳光很耀眼，刘斯博从地上找到一块砖头。他举起砖头砸向了窗户。
伴随碎裂声，助理老师李立洁立刻赶了过来。这是今天机构被刘斯博砸碎的第六块玻璃。
老师没有责备的话语，也没有生气，只是问了他中午有没有吃饭。
在此之前的6月份，刘斯博连续砸了几辆车，那个星期，他的奶奶去世了，他没有被允许参加葬礼。
1988年出生的刘斯博，被诊断为孤独症，伴随智力障碍，现在在康复机构康复。
扔砖头，砸东西，是他惯用的发脾气的方式。
李立洁问他，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刘斯博回答：“用嘴把话讲出来。”
老师现在会引导刘斯博把问题说出来，用这种方式作为表达生气的替代行为。
行为问题可能是最常见的问题
我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放在孤独症孩子身上也同样受用。
责备和打骂，对于孤独症“孩子”（虽然已经成年但他们能力还相当于孩子）并没有效果，甚至恶化他们的情绪和行为。
从2013年开始，李立洁对此深谙于心了。
纪录片一开始，一名康复对象像个孩子一样的哭喊着“不叫唤、叫唤”，即使她看上去已经是个大人。
为了保证孩子安全，老师护住了她的头，其他康复人员离开了教室，只留下一名老师安抚孩子。
镜头转向了“小楠”另一个康复对象，她因为心情不好想寻求心里安慰，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老师们给她一个拥抱。
另一名康复对象坐在大门口，不停地拍打铁门，他可能想要出去做什么，但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呈现出来的是这种激烈的行为。
最亲的人，可能也是剥夺他们权利最多的人。
除了行为问题，自我管理，可能是大龄自闭症儿童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
很多家长反应，现在只能寸步不离跟着孩子安排事情给他做，不然就无事可做，出现各种行为问题。
有时候方向方法错误，和什么都不做一样可怕，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孩子小的时候。
因为孤独症儿童从小很多技能缺失，容易让家长养成包办一切的习惯。结果是，孩子被照顾的越多，独立决定和完成一件事的机会越少，即使当孩子已经学会了某个技能，家长依然习惯安排好一天所有的事情。
“剥夺他权利最多的人，反而是跟他相处最久的人。”纪录片中，立洁老师在一场家长讲座上说到。
不要让孩子习惯被安排，正因为他们学得慢，才要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尝试。
从生活小事做起，家长有意识提供大量的机会让孩子选择，帮助孩子一起完成一件又一件事。
纪录片中，唐氏综合征的刘浩现在可以给其他伙伴做好一锅蛋炒饭。
几个孩子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可以一起搬新家，主动打扫卫生，签订租房合同。
孩子们可以独立坐公交车，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去KTV唱歌。
慢慢的，他们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对他的照顾越多，他就退化越快”。康复中心主任冯璐说。
随着孩子成长，家长需要从包办者，转变为支持者。
支持者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对于不会的事情给予支持，辅助他们一起慢慢熟练直到完成。
我们可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支持、去重复训练，量变引起质变，总有一天他们可以独立做到。
他们或许走得慢，但至少在前进。
家长的困境与孩子的未来
一次家访时刘斯博妈妈说，他这两个月没在小区拿石头了。但只要在家里有一点声音刘斯博可能就会烦躁起来，“说话声音大了不行、”“洗衣机太吵了”、“风太吵了”，
因为经济压力，斯博爸爸显得有些吃力，随着时间过去，越过越艰难，“我们的艰难日子在后面”。
“我只能往开了想，我要再倒下去就完了，也没人来照顾我呢，刘浩也更困难了。”1973年出生的刘浩，是唐氏综合征，说话的是他90岁的妈妈。
目前主要由这位高龄妈妈照顾刘浩。对于自己走后，孩子的归处始终让她担忧。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数8502万人。
其中智力问题568万人，多重伴有智力430万人，自闭症200万人。
屏幕上呈现的是数字，但我们只知道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还有他们负重前行的家庭。
纪录片里，刘浩说过一句话：“农夫山泉会有的，冰红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或许，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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