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特殊教育机构“步履维艰”

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特殊教育机构“步履维艰”

日常教学中,慧灵一校的老师和家长带学生上知动训练课。有的学员不能独立完成动作,就需要老师在身体后方给予支持。(受访者供图/图)

2020年4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慧灵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慧灵一校)向家长告知,“因为疫情给机构带来的影响”,向培训中心的精神残障儿童家庭收取床位费和学位费。没有上课却收“占位费”?这项决定引发了争议,也将特殊服务机构的生存困境摆上台面。

慧灵一校属于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旗下的一家培训中心。作为国内最早的公益组织之一,慧灵已创办30年,主要服务于成年智障人士,全国拥有近四十家“分支机构”。2020年2月以来,受到疫情影响,慧灵一直未开展服务,没有收入导致现金流紧张,“加上社会捐助和政府的补贴钱款未到位,整个机构的收入骤降9成。”慧灵创办人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作为社会服务机构,慧灵的遭遇并非孤例。多方信息显示,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在疫情中面临困境,平日利润空间有限,现金储备较为紧张,眼下复课时间不确定,租金和教学的特殊性都带来了经营的沉重压力。

多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尽快开学成为他们当下必须要抓紧的“稻草”。

收不收费,面临两难

慧灵眼下的困境可谓“前所未有”。

疫情前,全国近四十家慧灵平均月服务收入200万元。停课后,机构收入减少近700万元。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月底起,慧灵各地员工只发当地最低工资的70%-80%,“北上广的老师们,每月也只有一千多元”。

作为“老牌”公益组织,慧灵在成年智障服务领域颇为有名。三十年来,它在全国23个省30多个城市开设了分支机构,除了智障人士的托养,还发展了包括艺术团、社会企业、培训机构在内的多种形态,直接服务了超过1800名精神残障人士。

慧灵一校成立于1995年,主要服务于5-15岁智障儿童。疫情期间迫于生存压力,慧灵一校想到了收取“占位费”,从3月份起,每位学员按月收取300元/月的床位费和学位费,并倡议有条件的家长给机构预交1-2个月的服务费,纾解学校困境。

4月7日,在给家长的倡议信中,慧灵一校详细描述了它的压力:社会筹资20年来“最难”,机构没有盈余,收入“基本为0”,未能开学收不到服务费,也没有政府项目补贴,与此同时,学校还需要支付老师工资、水电等开支。

据校长王巧介绍,目前学校有43名学生,教师员工22名,“由于没有校舍租金的困扰,老师们每月总计10万元的工资,是学校日常经营占比最大的支出”。

据王巧计算,如果每位学员家长如期上交2个月共600元的“床位费+学位费”,学校能回笼2.5万元左右的资金,给教师发工资。

王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大部分家长都支持学校的决定,“个别表示比较困难,因为疫情期间他们也没有收入”。但家长信下发一星期后,学校仅收到了三位家长上交的1800元费用。

有家长把这笔收费投诉到广州白云区教育局。4月15日,王巧接到教育局的询问电话,最终退回了1800元的“占位费”。

面对投诉,王巧多少有点委屈。

目前,在慧灵一校就读的精神障碍儿童,均非广州市户籍,在广州当地难以入读本地残障学校,多数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优渥,按照入学先后时间,这些家庭每月需向学校缴纳1355元-2800元不等的费用,学校则向孩子们提供周一到周五的日常服务,包括康复训练、辅导训练和社区活动。

在民政部门的登记里,慧灵一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业务主管部门白云区教育局,登记的是“教育培训机构”,孩子在慧灵一校就读,还需要另找一所学校空挂学籍。

“脑瘫、自闭症孩子进入正常学校就读本身就比较困难,我们更像是以‘培训机构’的名义创办的学校。”王巧解释。

但这些精神障碍儿童缴纳的费用,远不能覆盖“学校”日常的支出。王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维持慧灵一校日常支出的资金,六成来自学费,四成来自社会捐赠与公益基金会对学校的专项拨付。慧灵一校长期处在亏损状态,“全靠外部补贴维持运营,学员越多,亏损越多,之前账上最少的时候只有19000多元。”

疫情以来,服务项目暂时停摆,作为创办人,孟维娜希望尽可能筹资,通过公益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渠道,为慧灵找资金。但她发现,公益基金会和企业也面临经营收入减少、现金流吃紧的局面,尽管找到了一些资金支持,但要填补慧灵每天的支出却远远不够。

面对家长的投诉和眼下的困局,孟维娜坦言,很矛盾。

不收费,慧灵难以为继;如果经营不下去,孩子们今后怎么办?“亲爱的慧灵,亲爱的家长,我们都不要‘煮豆燃豆萁’。”她在朋友圈中呼吁。

以后让机构更加商业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孟维娜意识到机构应该建立半年甚至一年的储备金制度,“想办法储备‘防灾粮草’,在财务设立专项防灾防突发的资金。”孟维娜发现,日常的运营,“如果收费和成本接近就安全了”,但面对疫情这种突发事件,“平时的运营设计都失效了”。

现金流不足,是采访中所有社会服务机构面临的共同问题。

武汉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下文简称“爱特”)遇到的问题和慧灵类似,这家本来给三百多个特殊儿童进行康复服务的机构,在疫情期间暂停了服务,与此同时,机构每月用于房租、人员最低生活标准的支出近30万元。

“爱特”主任胡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支出的都是过去十几年来积累沉淀的资金。”

据胡弘介绍,“爱特”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三部分:政府的项目补贴,家长缴纳的康复费用以及社会捐赠。其中政府补贴和家长缴费占比均超过四成。

作为武汉市政府0-14岁残疾儿童专业康复训练定点机构,武汉市残联和湖北省残联会每年依据爱特服务的儿童数量,拨付残障儿童的康复补贴,以便精神残疾儿童可以按时接受康复服务,而爱特需要对提供服务进行限价。“一个孩子一年的康复补贴和家庭支出金额都在两万元左右。”胡弘说。

目前,康复训练尚未恢复,机构也没法拿到康复补贴。“按照康复课程,两万元补贴会平均到每个月,复课后,如果为了拿补贴频繁给孩子上课,这些孩子也受不了。”胡弘说。

2020年2月,胡弘曾尝试与武汉另外七家助残机构联合筹款,但忙活三个月,只筹到38.8万元,还要八家机构分,“实在是杯水车薪”。

4月17日,北京市残联下发通知,提出4月20日起,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要建立远程康复工作制度”,残联“对符合规定要求的残疾儿童给予康复服务费用补贴”,同时将康复机构线上开展的“远程个别康复服务”纳入补贴范围。北京市的政策让胡弘很兴奋,她赶紧去询问武汉的相关政策,目前没有得到明确回复。

做了十几年的特殊儿童康复培训,过去有人向胡弘提出商业化运营的建议,她却一直希望坚持机构的公益性。此次疫情的冲击,让她产生了新想法,“是不是以后让机构更加商业化,转变过去薄利的运作模式,才能应对冲击。”

“部分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实际上,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机构,这些特殊教育机构的特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化运作产生了分野。

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同时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登记管理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业务主管,且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分别在民政部门的登记和相关部门的业务主管,又被称为“双重管理模式”。

而相应的,符合条件的社会服务机构(民非机构)可以享受获得免税资格认定。但由于其资产的公益性,其营收不能用作利润分成,资产作为社会性资产,不得再用于银行抵押、资金借贷。

特殊教育机构的现金流困境也因此尤为凸显。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发现,按规定,目前对社会力量举办公益事业只有相当于捐赠的一种产权形式,一些非现金的捐赠如股权捐赠、实物捐赠以及信贷、融资等形式的资金投入,目前还大多难以实现,社会资本也很难参与民非企业的发展。

此外,目前的双重管理制度也形成了一些问题,如民办非企业单位都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领导结果均有可能有所不同”。贾西津在《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政策体系中的不公平性分析》一文中写道。

慧灵目前在各地都有机构,采用“集团化运营”。孟维娜解释,慧灵的“集团化”并不是体现在经济上,没有利润分成,“更多是一种共同品牌,在活动上相互支持。”

各地的慧灵机构有独立法人,实行独立核算。根据各地不同政策,它们应对困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在“双重管理模式”之下,慧灵一校业务主管单位是教育局,因此享受不到残联发放的补贴;而西安慧灵与杭州慧灵的业务主管部门为当地残联,平日里政府采购项目较多,疫情当中受到冲击也稍小。

贾西津认为,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目前在很多地方存在一些不匹配的问题。河北工业大学教授李金海在2017年撰写的《基于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的民非组织变革》一文中指出几个问题。

“一是财政税收政策不健全,目前民非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政策体系不完善,部分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2020年2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告知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都能相应享受一定程度的税收和社保减免。

但民非机构却愕然发现自己被划入了大企业的行列,和大企业一样,“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2月28日,上述三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在《就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具体贯彻实施工作答记者问》解读中写道。

“民非机构盈利空间本就不及企业,但此次免征却把它划分为大企业,并不享受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减免优惠。”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吴薛松表示不解。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教授黄浩明做了解释,他认为该政策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三方联合发布,主要面向企业。民政部在基金会、社团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统计尚未完全纳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里面。

黄浩明建议,遇到此类事件,可以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反馈意见,还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与此同时,也要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来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认知度。

就盼尽快开学

吴薛松在疫情期间目睹了大批登记为民非的民办幼儿园出现困境,“大部分民办园,融资层面难以得到银行贷款、严重依赖于每月一收的保教费收入,抗风险能力差”。他认为这些民办园的自救如果仅靠自身,效果难有改善。

停课期间,慧灵也尝试过线上教学,开发新的网课,孩子和家长一起上,讲授防疫知识和在家康复的小技巧,也想过收取9.9元/人的课时费,但效果难如人意。

原因很明显,他们服务的是特殊人群。智障人士的注意力较难集中,更多中重度心智障碍者必须依靠线下服务,但疫情期间,上门服务也不现实。慧灵副总裁张武娟认为,“疫情对于残障服务领域的影响,真的是没有办法估量。”

居家生活同时也给智障人士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张武娟发现,心智障碍患者长期待在家里,不能按照原来形成的规律去做康复训练,开始变得焦躁。有学员在家发脾气,还有个别学员会偷偷从家里跑出来,也有家长担心孩子长时间未做系统训练,各方面能力都会趋于下降。

“无论是家长、孩子还是慧灵,都需要尽快回到正轨中。”采访中,孟维娜多次强调。

但“回归正轨”与“回到过去”相去甚远。“疫情影响了各行各业的收入,社会募捐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寒冬。”张武娟发现疫情的影响很可能更为长远,需要特殊教育机构作出更多的调整,也提出了更多挑战。

眼下,期盼尽快开学成了特殊服务机构紧抓的“稻草”。

“在复工以前,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谈到将来,胡弘很忧虑,又有点茫然。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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